台灣的反公害運動

 
 
文 / 林碧堯
 
 
 
 

● 引言

  台灣在黨國威權主宰下所建立的「藍色 KMT 經建體制」,在 70 年代由黨國特權企業帶動「經濟起飛」,為 80 年代創造了黨國光環的「經濟奇績」。也在此同時,社會權的思潮也隨著「歸國學人」衣錦返鄉的浪潮,為台灣社會力帶來悸動, 1979 年美麗島事件掀起的肅殺氣氛,把社會力轉向柔性的社會運動發展:提倡生態保育與保護消費者權益在知識分子帶動下推動,喚醒公民意識的自覺。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 簡稱消基會 ) 創於 1980 年 11 月 1 日,並針對民生用品的品質與安全做非官方 「權威性 」報導,吸納飽受多氯聯苯毒油事件震撼的消費大眾的權益意識,反應在 次年發生 的 「蝦米含螢光劑事件」上,幾乎成為一次「隱性」的全民抵制運動,為「學者專家」帶領社運的先鋒。

  從此發生於各地的工業性污染事件,由於居民意識的覺醒,面對長期被忽視或壓抑的污染公害,不再忍氣吞聲,遂陸續爆發抗爭自救運動,紛紛成立地方性的自救會,以「自力救濟」方式爭取權益,抗爭的規模也逐漸變大,由小村鎮向大區域蔓延。由於官方一直以欺蒙威嚇「受害」民眾,自救會尋求學界知識良知的奧援,自然成為「自助人助」的發展趨勢,全國性的環保團體應運而生。新環境雜誌社 於 1986 年創立 ,主婦聯盟 創立於 1987 年 10 月 27 日 ,新環境 ( 創於 1987 年 9 月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 1987 年 11 月 1 日 成立 ) 、台灣綠色和平 ( 1988 年底成立 ) 各据環保主題,帶領環保意識的覺醒與建立。形勢比人強,原附屬於 衛生署 的「 環境保護局 」於 1987 年才改建為環保署,繼續執行產官交付的「應付」和「滅火」等任務,其主要職責至今依然如故。

•  潛伏期:戒嚴體制下的消費者維權運動

在許多事件中,具有關鍵性的維權運動應屬:

1. 多氯聯苯油症事件 ( 1979 年 )

  在農 政單位鼓勵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的誘因下,引進日本的米糠油脫臭加工技術,卻未防範已在日本發生過嚴重的油症事件,導致於 1979 年在彰化及台中兩縣爆發更嚴重的「多氯聯苯 (PCBs) 毒油事件」,官方記錄中毒就醫的受害者高達 1,451 人之多,引起社會強烈的震撼。政府處理毒油善後不當,不只受害至今仍受煎熬,更導致中部地區民眾血中多氯聯苯含量偏高的記錄,因為毒油管制失策所引起。雖然「豐香油行」老板被彰化地方法院於 1989 年判刑確定,但是民眾對食品安全的疑慮並未解除,這個社會背景提供了知識分子關懷社會的管道,消基會遂於毒油事件後翌年成立。消費者報導月刊更成為暢銷書刊,民間力量成功地闖進威權禁區!

2. 蝦米螢光劑事件 ( 1981 年 )

  1981 年剛成立不久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發布消息指出,抽查市面的蝦米普遍發現含有螢光劑,那是致癌物質,而造成民眾的恐慌,不敢再食用,致使漁民蒙受極大的損失。當時衛生署署長許子秋表示,他對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提出「蝦米中含致癌螢光劑」以檢驗方式過於草率,立即向外發表結論,認定消基會不夠負責任,因而感到遺憾。但爭議益形擴大,最後請出中研院的魚類專家出面,隨同當時一位德籍研究員發表研究報告,指稱「蝦米及許多海產物質本身含有天然的螢光物,並不會危害人體,其不但不會致癌」,以此「專家學者」平息這件風波;但是「專家公害」和「蛋頭學者」因而成為媒體新詞彙。這次「蝦米螢光劑事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誘發學者走出象牙塔,走進民間社會,為民眾解惑。許子秋署長後來欲引進爭議性相當大的長效避孕藥「狄波」,就是因為民間學者出面反對而胎死腹中。這是威權「信用度」亮起紅燈的例子,更讓知識分子大膽現身為民服務受到鼓勵,甚至是「教授上街頭」蔚為民主潮流的主因。

3. 桃園縣基力化工造成的鎘米事件 (1988 年 )

  1983 年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高銀化工造成鎘米污染,繼之 1984 年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基力化工廠排放水,污染農田進一步擴大鎘米的危機;市埸出現「北部 ( 蘆竹 ) 鎘米南運,南部 ( 鹽水溪 ) 濁水米北上」的食米交流猜測。當時省主席邱創煥在回答省議員質詢時竟然說:「鎘米只要不天天吃,就不會中毒」的官式論調。它反映的是 KMT 高官不食人間煙火的「環保意識貧血」!這種官式症候群即使解嚴後,仍然存在,那就是 1999 年保護黑面琵鷺成為反濱南工業區開發的圖騰時,末代省長宋楚瑜在省議會昂然反質問:「黑面枇杷是什麼?」的大哉問,呈現出前後輝映中興新村的固有文化。「鎘米」和「黑面枇杷」正是 「 KMT 經建體制」的內質閃現;衡諸鎘米產地南移現況,藍色或綠色的差別只有五十步和百步的差距而已。

  由於受害對象不顯著,控訴對象亦模糊,鎘米事件遂淪為環保社運的棄嬰,食品安全問題依此模式一再重演,腐蝕不少消基會的光環,這也是最值得警惕的教訓。

● 前奏曲:戒嚴體制下,環境權的萌芽與茁壯

1. 鹿港反杜邦運動 ( 1986 年 )

  政府積極開發 「彰濱工業區」的計畫,推動得並不順利,針對威權式的經濟政策,早已引起沿海居民的憂慮與不安。 1986 年年底,美國杜邦公司獲得許可,在「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工廠,就成為引爆抗爭的導火線。累積由於政府官方在彰濱工業區決策過程中的草率與專斷,早就引起當地居民強烈不滿與憤怒,「反杜邦」成了地方選舉政見主題;於是在鎮長和縣議員為實踐競選諾言下,針對杜邦公司該項投資案,以二氧化鈦生產過程中的廢氣與廢水,勢必造成環境汙染為理由,組織「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展開抗議,在地方上成為一項重要的環保運動。歷經半年多的抗爭,動員極為成功,方式和手段更是多元而具地方文化特色,以波瀾壯闊去形容並不為過!最後逼使杜邦公司在 1987 年 3 月 12 日 ,宣佈取消在鹿港設立二氧化鈦廠的計畫。這不僅是戰後台灣民間基於環保的立場,抗拒反污染工業投資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同時,由地方民眾發起大規模抗爭行動,對威權體制的經濟政策進行挑戰,在當時亦為一項創舉。 鹿港居民創造出一個社運的新局面,它標誌著環保運動開始從 “ 事後救濟 ” 轉向 “ 事前預防 ” ,也使地方環保抗爭首次成為全台灣的話題。

  從本質上觀察,這是社區意識發酵下,奮力排拒污染工業進駐而獲得成功的首例;更是地方居民為保守鹿港固有文化,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對抗中央政府獨裁經建政策的環境權守衛戰。 「藍色 KMT 經建體制」在鹿港鎩羽而歸,也是政治威權一葉知秋的徵兆!

● 奏嗚曲 : 遍地烽火的環保抗爭,解嚴前後的反公害運動。

在民怨的解放潮中,反公害運動是主要的出氣口,具有特別象徵意義的簡述如下:

1. 大里三晃農藥廠公害事件 ( 1982~1986 年 ): 庶民抗爭成功首例。

  1973 年位於台中大里和太平交界的三晃農藥廠,十多年來因不斷製造空氣和水源的污染,附近居民生活頻受威脅干擾所苦。 1982 年起受害民眾屢向衛生局主管單位陳情求助,陳情對象從地方到中央,陳情次數近三百均無功無助;政府以「目前尚無農藥廢氣排放標準」官樣文章交代而「束手無策」。居民們對於主管機關無力維護居家環境最起碼的品質,群起憤而在 1984 年 11 月 28 日 發起「吾愛吾村公害防衛會」,由各村村長及地方紳士組成,「陳情書專家」黃登堂老師是主要靈魂人物。當年 12 月 2 日正好發生印度波帕永備農藥廠爆炸事件,驚動全世界;三晃農藥廠公害事件遂成為國內媒體焦點,但公害事件持續發生。當時仁化里的一條巷子,尚無自來水設備,飲用的地下水混濁惡臭而呈橘黃色,卻在一個月內辦了六次喪禮,當時省議員張溫鷹以醫學專業認定那是標準的公害。不幸的是業主依然我行我素,公權力不張,居民只有採取自力救濟的強烈手段強迫關廠,幾經波折反覆,政府的角色一直很曖昧,連合法的「公害防治協會」都拖延至 1986 年 4 月 27 日 才正式成立,最後農藥廠在官方「切結書」限定下,於當年 7 月 31 日關閉,正式拔除禍源,為地方環保抗爭寫下成功的第一頁。

  這是一頁居民活生生抗爭的血淚史,裡頭充滿著「合法」陳情的無助,業主有持無恐似的頑強挑戰公權力和民意,人民只有行使激烈的抵抗權,以自力救濟的手段爭取環境權。戒嚴體制下的「吾愛吾村公害防衛會」,為台灣的環境正義打開一條血路!

2. 新竹李長榮化工污染事件 ( 1982~1988 年 ): 教授參與抗爭成功首例。

  位於新竹市水源里的 李長榮化工廠,長期所造成的嚴重的空氣和水污染,直到 1982 年 6 月才接到違反空污法的罰單,但其臭氣籠罩交大與清華兩校園,嚴重程度到 「它發出的那個氣有點死魚的魚腥味,根本就會吐,當時我們就有一個教授戴防毒面具上課,走路都戴防毒面具,所以真的很嚴重」 ( 黃提源教授語 ) 。幾經理性溝通與陳情,即使大學校長出面,兩校 355 教授聯名向行政院俞院長陳情,仍只見官言官語,而且業者姿態相當高傲倔強,污染如故! 1986 年水源里居民終於發起抗爭行動,經過五波的靜坐圍堵,過程如 當年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鍾淑姬所形容的「慘烈」兩個字,因為當年剛解嚴,民眾意識尚未完全抬頭,長達一年多的圍廠,除了烈暑、豪雨,還得面對最惡劣的金權攻勢與國家壓力,可貴的是,當時居民團結一致只要遷廠,不要任何補償費替代,堅忍不拔地持續抗爭 425 天,終於逼使李長榮化工廠停工,人民贏得最後勝利,被視為台灣頗具指標性的圍廠抗爭事件,尤其是教授群身體力行,參與自救抗爭的首例。

3. 後勁反五輕抗爭運動 ( 1987- 1990 年 ): 對國營企業抗爭和住民公投的首例。

  締造「經濟奇績」的石化重鎮左營煉油廠,於 1987 年 6 月宣布在後勁設置五輕新廠,當此項偉大經建消息披露之後,煉油廠附近居民長期積累的憤怒情緒終於爆發出來。很快地,後勁居民開始進行組織化,並於同年 8 月 5 日 組成「反五輕自救委員會」,以「反對五輕,反對污染」為主要訴求。自救會成立之後,後勁居民除了在西門紮營,發動長期圍廠抗爭,西門也成為來自全國環保團體與社運人士聚集聲援的「聖地」,「夜宿西門」更是「環保朝聖」的標誌。後勁反五輕的戰場更遠征台北,多次向環保署、經濟部、立法院陳情抗議。

  抗爭行動持續三年,期間並於 1990 年 5 月 6 日 ,後勁居民舉行台灣史上第一次以公民投票表決公共事務走向的投票,投票結果,有 4,499 票( 60.8 %)主張「堅決反對興建五輕」,有 2,900 票( 38.2 %)表示「同意協商」,可惜並不具法定效力。同年 6 月,作風強悍的軍事強人郝伯村接任內閣,以「強勢內閣」著稱,以「治安內閣」自詡的郝伯村,現反五輕健將為「環保流氓」,將五輕動工作為新內閣展現施政魄力的試金石,一再宣示五輕興建勢在必行。另方面採取懷柔政策,於 9 月 13 日夜宿緊鄰後勁的煉油廠招待所,翌日與後勁居民代表達成協議,由中油提供 15 億新臺幣的回饋基金,換取後勁居民的「賣身契」為期 25 年。 1990 年 9 月 22 日 由經濟部宣布五輕動工,並指示內政部警政署協助有關單位排除障礙,以公權力保障任務順利完成。

  後勁反五輕的抗爭,最後以環境權交易為收場。政府堂而皇之以「敦親睦鄰」為交易掩護,這也是以後環保抗爭質變的開始,郝蕭體制確是始作俑者;証諸嗣後各地的垃圾掩埋場的抗爭,幾乎都屬同一「要錢」的模式。

4. 林園海污公害抗爭事件 ( 1988 年 ): 祭出回饋金,擺平抗爭的首例。

  支付賠償金,擺平污染紛爭早已成為林園工業區的環保對策;從 1978 年起的 10 年中,索賠就有 8 次之多,均由污染的業主各自負責處理。

  1988 年 9 月 20 日 ,由於南部地區連日豪雨引起林園聯合污水處理廠大量排放工業廢水,造成汕尾漁港內魚蝦大量死亡,居民因長期飽受環境污染,已怒不可遏決定伺機自力救濟。

  當事發後,經濟部工業局及肇事之石化工廠和主其事者環保署缺乏因應對策,在廢水外流事件中,均未採取與民眾溝通的措施,燎原的居民積怨星火一觸即發。二天後,各村辦公處廣播發動圍堵廠區,村裡人頭鑽動紛紛傾巢而出,有如排山倒海而來,一發不可收拾。二、三百位居民包圍工業區管理中心,要求賠償,但初步協議無法得到縣長的承諾,導致抗爭暴衝而強行闖入污水處理廠,切斷電源阻止運作,迫使 19 家工廠陸續停工,此時情勢危急幾近動搖台灣引以為傲的石化業。

  爭端擴大後,政府囑由經濟部官員及高雄縣長、縣籍立委等出面進行溝通協調, 10 月 15 日結果出爐,由林園工業區各廠商賠償汕尾地區居民每人 8 萬元,中芸等 4 村每人 5 萬元及林園其餘每村建設基金一千萬元的條件下,居民同意林園石化工業區復工,賠償總金額高達 12 億 7 千萬元,創下當時台灣公害史上最高的賠償紀錄,震驚各界。

  這次的抗爭把環保團體及「外人」全部排除,單純化協調空間,以利籌碼談判,所以嚴格而論,環保並非抗爭的主題。可是政府卻以「回饋金」合法化賠償談判,實質上卻把「回饋金」妖魔化了。從此,「回饋金」也好,「敦親睦鄰」也罷,都成了「收買」或「賄賂」的代名詞。這也是「藍色 KMT 經建體制」的買辦文化本質!

5. 民生別墅輻射屋案 (1992 年 ) :無形污染與有形法律救濟的例子。

  民生別墅輻射鋼筋案,早在 1985 年就被發現,但當時原子能委員會 ( 簡稱原能會 ) 是典型的官僚機構,面對問題推委塞責,加上離子輻射是相當專門的科技問題,要找出污染的因與果都相當困難。受災戶中的 王玉麟 先生本著鍥而不捨的自學精神與能耐,周旋在原能會的官僚體系和公衛專家之中,而且吉人天相地獲得日本關西地區大學教授和醫生的協助,在國內相當孤獨的環境中奮鬥近十年的光陰,幾乎成了非學院派的輻射專家,讓原能會制式專家頭痛不已。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原能會也改朝換代,所以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輻射公害防治協會」在傳統的街頭抗爭和陳情之後,採取法律救濟的路線,終於在 2002 年獲得高等法院勝訴判決,原能會必須賠償 46 位受害者 5530 萬的精神撫慰金,新上任的原能會主委也公開認錯並向受災戶道歉。至少這是「綠色 KMT 經建體制」表現比較不同的文化!比較遺憾的是受災戶並未獲得國家的醫療照護。

  輻射鋼筋污染事件 , 抗爭模式相當的理性化,結果雖不滿意,受災戶至少還可接受。或許這案件和「經建」利害衝突較輕,才能顯現藍綠體制的差異吧。

● 反公害運動的退化與萎縮 (2000 - )

1. 社會力被綠吸納,社團頓失動力

  DPP 執政後需才孔急,原有社團隊 (NGO) 幹部紛紛進入執政體系,形成社團嚴重貧血現象,甚至被懷疑其原有的角色和功能。

2. 反核四運動瓦解後的社運

  核四復建的大逆轉,被摧毀的不只是對改革能源政策的期待,同時閹割了環保團體的功能,更澆熄了民眾對環保運動參與的熱情。

● 結語:雖由綠轉藍,無奈;若由藍轉紅,前景且待下回分解!

  經過 50 多年建構的 KMT 經建體制,結構相當根深蒂固,甚至已成為台灣人民的基本價值觀和文化惰性,稱之為「藍色 KMT 經建體制」。 DPP 從建黨以來,雖然透過或介入環保運動而取得執政權,但是經過核四案的洗禮與考驗,証明 DPP 無法撼動「藍色 KMT 經建體制」,儘管在政治方面略有別於 KMT 政權,經過七年多的執政成績展現,尤其是 2004 年以來,在財經方面所運作上,只是變成「綠色 KMT 經建體制」而已!因為整個產業結構未改變,沿循著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產業在掙扎;能源結構當然無法改善,導致污染變本加厲。環保公害的抗爭,因為社運團體的張力疲乏,加上對 DPP 政黨仍有期待或惜情,而顯得萎靡不振,所以!目前少劇烈的公害抗爭,並不能當作無公害的指標,祈勿錯判。

  由於 DPP 的執政成績單不良而連續敗選,親中政團反撲成功,重掌執政權;根據其競選主軸來判斷,復辟後的 KMT ,不只在政治上由藍轉紅,財經方面將朝「紅色 KMT 經建體制」改變,「愛台 12 建設」就是重回獨裁經建軌道的政策。衡諸中國的環境現況,台灣走上「紅色 KMT 經建體制」的後果不言可喻!

  這或許是台灣環保運動再度奮起的契機,端看台灣人民的價值觀而定。

2008 年 5 月 6 日 在靜宜大學演講稿

 

作者 / 台灣環保聯盟學委兼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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