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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傳統生態智慧」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 的二、三事

文/林益仁、褚縈瑩

  

  「學習型部落」是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的重要政策主張與施政方向,一般人或許以為祇是強調原住民需要教育與學習的另一個說法而已!但是這樣的理解卻容易忽略這個主張背後蘊含著更基進的社會與文化意義,其中的關鍵在於我們怎麼了解教育與學習過程中的基本要素:知識。究竟知識是什麼?更進一步談,是誰的知識需要學習?本文從最近在學界與社造界流行的「傳統生態知識」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 的討論出發,嘗試討論學習型部落中所謂知識的內涵與意義。

  學習型部落強調由下而上的學習模式以及以部落為主體的發展方向,其中正是要突顯「部落有知識」的主張,這些深入到文化肌里的在地知識,透顯出原住民長久以來與土地 / 自然互動的深刻經驗,是相當值得主流社會重視的。這些在地知識目前正透過部落地圖的社會運動逐步地展露,但是也出現它的危機 ( 註一 ) 。從它的社會意涵來看, 部落地圖強調的是促進部落自主性地將該社群對土地,族群與自然資源的在地歷史與文化知識,透過地圖的製作以空間的方式表達出來,並且在繪圖的過程中促進部落居民互動,進而勾勒出有關部落發展的願景。因此,部落繪圖強調的是一個社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正是我們期待的學習型部落的營造過程。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部落協力者與部落一起建構出以部落為主體的在地生活知識與願景,因此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張地圖,而是關聯到部落發展的整體性議題。然而,部落的在地知識正快速地流失也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繪製部落地圖的過程中更是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傳統知識流逝的危機。以下將針對傳統生態知識作進一步的討論。

  從八0年代以來,傳統生態知識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 的研究有蓬勃發展的趨勢,這主要是以西方自然科學為主的生態保育方式與當地住民發展的衝突層出不窮。一方面,這些衝突出現在強調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極度相關,因此不能去除文化面向考量的學術論述上。另一方面,則是各地的原住民族在爭取自身權益上的聲浪日漸升高,加以社區營造與地方培力 ( empowerment ) 等草根運動的推波助瀾,以至於無論是保育人士、原住民族運動者、在地住民、國家政府機關都發現無法迴避傳統生態知識與環境保育、地方發展的關聯性。因此,傳統生態知識的意涵與其在社會發展的應用性,便成為一個亟待了解的研究課題。

  「傳統生態知識」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 的相關用法,還有地方知識 ( Local Knowledge, LK ) 、原住民知識 ( Indigenous Knowledge, IK ) 等不同的辭彙,縱然有所差異但是共通的是強調該知識與當地生態環境的密切關係。在諸多定義中, Berkes et al. (2000) 的定義最為簡明且具分析性,它指出「傳統生態知識」是一連串知識—實踐—信仰的累積體,它由當地人的適應過程發展而來,並藉文化傳承代代相傳,是生物(包括人)彼此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包括對動植物與土地的在地知識、土地與資源的管理系統、支持該管理系統之社會體制以及其背後的信仰及宇宙觀等四個層次。本文根據目前所蒐羅的國內外相關文獻,認為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型: (1) 自然科學的應用; (2) 人文學科的批判; (3) 與在地社群有關的發展研究 (developmental studies) 。

(1) 自然科學的應用:

   這一大類的研究,大體上以學科背景為生態學,並站在保育立場的研究人員為主;目的是藉由探索傳統生態智慧的多樣性,來討論傳統生態智慧與科學生態學互補的用法,以協助監測、解釋、回應生態系變化 ( Berkes et al. , 2000 ) 。若在成果上做比較細緻的區分,有一支承繼了民族生態學以來的民族動、植物研究傳統,紮實地記錄下傳統知識中動植物名稱、用法、分類等,這支研究以台灣日據時代以來散見於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著作的記錄,以及各式原住民藥用植物研討成果(林俊義等, 1998 ),加上近來以劉炯錫 (2000) 為主的研究社群開始比較專門的調查,甚至新生代的碩士論文(黃詩硯, 2003 )為例。事實上,由這個取徑的研究,最可以感受到所謂「傳統」流失的快速與記錄的不及,因此需要更多有心人士的投入。

  另外一支,則是更進一步去探討傳統生態智慧應用於保育策略的貢獻,西方研究中以 Fikret Berkes 為代表;台灣研究中以裴家麒、羅方明( 1996 )、台邦•撒沙勒( 2000 ; 2001 )的魯凱族狩獵文化研究為例。他們注意在地居民的社會組織及其規範、宗教信仰等機制,如何支持人與自然環境間的平衡關係;並認為當代資源管理經常被批評的是其對於生態穩定性的假設,造成生態彈性 ( resilience ) 的逐漸喪失,以及多樣性、機會的減少 ( Holling et al., 1998; Lugo, 1995 ) 。而從傳統生態智慧,我們得到的是生態彈性觀點的資源管理方式。這是他們長期與生態環境互動的結果。這些研究,從尊重當地知識的西方生態學出發,正面積極地,提供保育政策與在地權益、文化之間的一座橋樑,特別是狩獵活動計畫上的成果,例如台灣魯凱族與學術單位的合作計畫(台邦•撒沙勒, 2000 )。

  但包括上述的民族生態學研究,在這些成果中,我們無從知道傳統知識的各個面向,在現代社會衝擊下如何改變,而以怎樣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好比台邦•撒沙勒的魯凱族例子中,以詳細的田野資料說明好茶部落的獵區分布、主要獵場及著名獵人、鳥占與夢占、神聖空間與共享倫理,論述過去獵人文化與生態平衡的接近。這些研究雖然提出了相關建議,卻並外指出這些類似自然保育的知識和魯凱族傳統的獵人文化有怎樣的傳承及轉變(台邦•撒沙勒, 2000 ; 2001 )。這些研究將西方生態保育概念,立即與類似的傳統生態智慧作連結,而不去處理變遷的部分。對照當今快速變動的社會實際狀況,這種脫離在地社群脈絡的連結似乎離實際的運用尚有一段距離。

(2) 人文學科的批判:

  人文學科對於傳統生態智慧研究,大體說來有三個關注的議題: (a) 傳統知識與西方科學的關係; (b) 傳統知識的建構是一權力競逐的場域; (c) 傳統知識研究自身的反省。整體而言,這些批判多出自人類學的領域。

  在第一個議題上,這些批判指出,傳統知識可以拿來批判西方發展模式,和西方科學所宣稱的普同性 ( universality ) 。也有人指出,西方科學藉由將傳統知識轉為科學的過程,一方面將傳統知識壓抑到科學霸權的邏輯之下,另一方面將他者壓抑為他們自己的功利主義所用。更進一步的爭論是,將傳統知識蒐集、記錄的過程中,就已經轉變了它原本的內涵。甚至批評到詞彙的使用本身 ( Antweiler , 1998 ) 。

  至於第二個議題的探討,有兩個討論層次:傳統生態智慧作為抵抗運動的力量、社群內部的知識掌握權力競逐。一部份研究是指出了,「傳統生態智慧」不但指涉了一種方法論,一種社會科學觀點,甚至成為一哲學及意識型態上的位置。這奠基在我們對歐洲擴張後的歷史,知識具有不對稱權力關係的認知上。並且,這個認知更深層的根源,在於對西化過程的不滿,也在於長久以來研究及試圖瞭解非西方社會的人文關懷傳統。這樣的學術關懷,加上學術界以外的原住民抵抗運動,可以幫助促進自治,因此是一政治立場的表明 ( Purcell , 1998 ) 。另一部份文獻則提醒研究者及促進者,在研究單位的社群當中,傳統知識決不是平均分佈於人群之間的,「誰的知識可以代表這個族群的傳統?」,即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不得不小心分析及處理 ( Sundar , 2002 ; Nygren , 1999 ; Agrawal , 2002 ) 。

  第三個議題,重點擺在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本身的田野倫理,提醒我們注意智慧財產權 ( Wenzel , 1999 ) 、現代化與研究者所帶進的實踐方針之間的關係 ( Gegeo et al. , 2002 ) 、研究法的選擇及資料的本質 ( Gibbs , 2001 ) 等等。部分的討論也聚焦在傳統生態知識及其守護的生物多樣性,特別是在農作物、藥用植物、香料植物等方面,對於國際農業、商業、工業、醫療的貢獻;並要求受惠者,對於傳統生態知識及物種基因擁有者,有實質的回饋與財產權的概念 ( Brush & Stabinsky eds. , 1996 ) 。

  整體而言,這些人文學科的批判,也許只有解構之功而較無建構的意涵,但卻提醒我們,不要以為瞭解地方知識僅是膚淺地標示它,甚至希望能夠很快拿來在發展脈絡中利用,這是有危險性的。並且,這個危險勢必潛伏在今日政治、經濟利益、科學三者,於發展脈絡中密切合作的情況下 ( Antweiler , 1998 )。

(3) 與在地社群有關的發展研究 (developmental studies)

  這個取徑的研究,不將傳統生態智慧簡約成保育法則、全人類福祉所在的基因及知識寶庫;但也不謹守在應有的人文批判而退卻其「應用」的腳步。簡單來說,這個取徑是奠基在前兩個研究趨勢的批判且積極修正的成果。它的前提是傳統生態知識,是在地社群面對現代變遷的諸多問題,得以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必要基礎。

  傳統生態知識之所以能夠留存的原因在於:它是一個可持續,不斷整合外來資訊及知識的體系,並且,這套知識建立在共有的 ( communal ) 基礎。這點出今日傳統生態知識與發展的新難題,不論在社會或經濟層面,城市及西方的發展模式影響鄉間甚深,年輕一代對於地方知識不再有興趣,人們都必須往個人生存的方向去投資,而不再有多餘心力投注在社群內。近來,有越來越多的傳統知識整合關於外部市場、都市繁榮、個人有效剝削自然資源的資訊,造成環境的過度利用。面對這些問題,西方的解決模式雖挾帶優勢而入,卻因為無法契合當地脈絡,並不能有效解決問題,甚至造成抵抗或不合作。並且,現在地方上的資訊管理方面,缺少文化整合與知識傳播的載體 (Antweiler , 1998 ) 。

  將傳統生態知識放在發展的脈絡下來談時,就牽涉到其應用必須和地方自決、決策去中心化、自然資源的適當權利放在一起看。亦即,傳統知識與發展的相關性,就在於它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策略的選擇:培力 ( empowerment ) :地方可以以自身樣貌開始發展起,而不是別人強加於他們的期待。然而對發展實踐者來說,傳統知識對於地方人群的益處,並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的,這個相關性需要被證明。為了說明這個相關性,研究者及促進者不但要回到當地文化、社會、生態脈絡,更不能忽略它與外在政經情勢的關係。才能真正解決「如何以地方自己的方式,活化傳統生態智慧,使其進入發展的脈絡」這個問題 (Antweiler , 1998: 472-487 )。這也是近年來在自然資源保育中所論及的「在地參與」概念的核心 ( 林益仁 , 2001) 。

  將傳統生態智慧放在發展脈絡下來談,在內容上,不但需要扣合文化中的各個面向,也必須處理變遷及日常實踐的問題;並且,在應用上,社群的主體性必須被突顯出來;也因為發展的討論是一件實務,不會有只解構不建構的情況發生。因此,它似乎能夠彌補上述兩類研究所具有的缺失。這也是本文企圖指出與學習型部落密切相關的積極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研究趨勢也指出下述思考:( 1 )傳統生態智慧是不是在被充分瞭解前,就已經變成一個空洞的標語了?首先,在考慮到發展方式的思考之下,最危險的即是在未考慮到地方知識內涵的情況下,將它功能化,甚至商業化。其實地方知識如果失卻自身的脈絡,就再也沒有用。另外一個問題是,在以傳統知識批判西方科學時,容易將兩者兩元化來處理。例如,某些將地方社群視為生態聖者 ( eco saints ) 的論述,像是近來對於美國印地安人生態智慧的浪漫描述,而無視於考古證據指出印地安人自然資源利用的「非生態性作為」。這些將傳統生態知識與當地社群的生活脈絡與發展切割開來的做法,都是這個強調社群發展概念探索的研究取向所要糾正的部分。( 2 )傳統生態知識必須座落在日常生活實踐,才看得出它的意義。即使是在變遷中的知識,也必須重視其賴以展現的社會組織與之互動的關係。如果沒有了社會組織,知識體系是否還能轉為有效工具,就非常可疑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重視,地方社群學習如何在當代生活情境下整合外來知識與傳統認知的議題 ( Antweiler , 1998: 489-490 ) 。討論到這個地方,學習型部落的重要性早已不言可喻。雖然本文的討論主要著重在知識層面的探討,但是作為知識實踐的社會組織層面是是非常重要的,以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來看,傳統的社會組成本來就不相同,加上現代化的影響如公共行政系統的滲入以及外來宗教組織的傳佈,造就了現今部落組織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多元與複雜性,因此在傳統生態知識的建構上,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值得以更審慎與細膩的方式來討論與實踐,且應避免過度浪漫與商業樣版的方式來操作。

( 註一 )1997 年在魯凱族人台邦•撒沙勒與部落人士的努力下成立「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籌備處」,並與「好茶社區發展協會」聯合舉辦「舊好茶古道尋根、地圖繪製、獵區標定」活動,這次的行動也成為「台灣原住民第一次部落地圖繪製的實際行動」。而從 2000 年起,台邦•撒沙勒與劉炯錫教授合作,引進 GIS 的相關技術,並透過 ArcView 的軟體,將部落耆老們的歷史記憶,標定在地圖之上 ( 台邦 • 撒沙勒 2001) 。近兩年來,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推動之下,許多部落已開始這一方面的工作,並結合學界的技術資源,在一些部落中展現其成果。透過部落地圖的概念,將人地關係充分的展現在這套系統的功能上,透過 GIS 的技術操作,使得以往歷史記憶的景象,一一呈現在地圖中。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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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益仁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靜宜大學生態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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