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出資，培養全面顛覆本土維生生態系的一切理論或偽科學，且迄今蔚為開發暴龍。
由敏督利反思浪潮談國土利用的迷思
文 / 陳玉峰
整個二十世紀，台灣國土利用、經建思惟或總體「治國」的主軸，依筆者觀點，本質上取決於次殖民地的政治目的，以及島國外貿取向等，從而延展出龐多政策。日治時代，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以台灣為南進基地」為圭臬；國府治台則「以農林培養工商，視台灣為反攻跳板」。日本人將台灣經建產業接軌現代化；國府將台灣一、二、三級產業結構整體翻盤，兩者的共同點之一，由專制強權掌控發展，遂行特定集團的意志與目的，但 1990 年代以降，此一機制瓦解，台灣進入後現代，正為二十世紀整體開發所導致的正、反面效應所困擾。
特別是國府治台以降，先是伐木營林，同時或踵繼以擴大農業生產，締造土地一級產業曾經佔有外銷產值的 3 ∼ 4 成餘。 1960 年代之後，省府所隸屬的土地開發單位，竭盡所能上山下海，大肆拓墾山坡地、河川截彎取直，將河流行水區大幅刪減，導致大雨下注之際，天然渲洩能力突縮，埋鑄洪?水位暴漲，行水時間縮短等連鎖現象發生，肇災機率因而大大提高；同時，山坡地超限開發，且最最根本的台灣天然防護罩的原始林泰半瓦解，數百千年化育而成的壤土裸露，每年重雨季節土石下注，此等農業上山現象的災變與時加劇。
此系列開發過程，主導政策即經由外銷增加外匯存底，因而土地利用指導原則，取決於境外需求及不穩定或操之他國的變動性市場。因此，當香茅油熱絡之際，農民一窩蜂覓地種植，無論合法或違規與否，增產至上，及至全面普及，外國?凍結，或以量制價，或巳取得更便宜他國來源，台灣香茅草遂一蹶不振。又如桐油飆漲，農民競相種植，則農民伐除原始林、次生林或人造林，盲目孤注一擲，等到油桐子全面豐收，所謂市場全由買方操控，或國際封殺，農民血本無歸，更賠上大好林地大規模被摧毀的命運，今之每年春天，蔚為所謂油桐花祭，其實代表的，正是政策導向、好賭成性的歷史悲劇之遺跡。
如此，週而復始，香蕉、樹薯、杉木、桃、李、梅、檳榔、荖葉、生薑 … ，幾乎形成台灣宿命。然而，每逢取決於外貿市場而改變土地生產類型之際，必須伐除原先作物，而伐除且鬆動地被、地土，功同皆伐，以台灣年度雨量集中，或如颱風豪雨猛爆，則千百年化育的土壤，往往流失殆盡，逼得農民更劇烈地挖掘、回填或干擾地土，用以獲取沃土，結果因循為禍，雖所謂水土保持工程頻繁，坡地地形的重力作用，夥同基角問題，恆定造成表土流失，乃至山崩地瀉，恆無止境。
而台灣人口殆於 1953 年前後，出生率達史上最高，且湧進外來軍民約達百萬，及至 1960 年代之後，配合「增產報國」政策要求，耕地不足是為開發土地的直接原因， 1960 ∼ 1980 年代殆將台灣高山島得以開墾之地用盡，且產業結構伴隨改變，農林產業漸由工商企業所替代，工業區在久缺環境保護的規劃下，埋鑄下將近 20 年的污染毒害期，導致環保運動由 1980 年代，依被迫害模式而發韌，夥同台灣政治平反運動平行發展。
然而，巳開發的農林土地利用並不隨產業結構的改變而沒落，相反的，農業技術及新品種、新作物日新月異，配合政府?力農業推廣而蓬勃發展，龐雜今之所謂濫墾地、高價作物，幾乎全由農林單位所研發、推廣，終至氾濫而不可抑遏。
事實上，形成今之災變區的一切農業土地利用，始作俑者盡由政府所操控與鼓吹。 1990 年代之前，台灣政府完全漠視數十年「拚經濟」所將付出的代價。並不偏頗地說，台灣在環境保護，以及稍晚年代的生態保育思潮，可謂全由民間逆向教育政府所從出，整個農林系統乃奠基在唯用主義、貧窮文化、反自然、反台灣、反本土、反生態的價值觀之上；技術面向而論，係以溫帶國家的農林思惟，強套在亞熱帶脆弱高山地震島的台灣，而此系列學術思想與應用科技，亦全盤由政府所規劃，包括大學、專科、研究單位皆然，
由國家出資，培養全面顛覆本土維生生態系的一切理論或偽科學，且迄今蔚為開發暴龍。
也就是說，台灣在國土利用的結構問題，可概括歸咎於外來政權?牲世代台灣，造就其政治目的的無限上綱。所謂人定勝天、科技萬能、無限成長、經建掛帥等，盡屬這條神經主軸所催化出者。
伴隨台灣歷來搶天所難的山坡地、河床地大開發，從來大小災難不斷發生，而政府完全採取消極及被動心態來圍堵。就生態觀點論之，五十餘年來台灣所謂水土保持、截彎取直、治山防洪、乾溪野溪或河床整治、河川治理線、河堤海堤、造林、污染防治等等措施或內涵，骨子裏唯一的事實是開發與生產。
台灣政府從未從根源、結構、超限利用、不當開發的事實作反省，一切但就短暫近利為依歸，不願承認土地利用方式早就超越台灣先天承載力，更以工程方式試圖維持不斷發展的神話。舉凡山坡廣大水土流失劇烈的農業地，任其無任拓展，?大撥國庫執行「德政」，也就是滿山遍野的攔砂壩、擋土牆，數十年來將乾溝、野溪分段水泥化、窄隘化為特定工程硬體。
所謂攔砂壩等工程，大致就是選擇在山坡土石潰爛帶，砌起一道道鋼筋水泥擋土牆，平常小雨小沖蝕而下的土石爛泥被攔截於擋土牆內，迅速淤滿後，再往更上部位建設擋土牆，於是，彷同今天存款 50 元、明天存進 100 元 … ，一旦遇有大颱風、豪雨，?動大型土石下沖，一道道潰決的土牆，其內的土石轟然下瀉，如同打保齡球一般，摧枯拉朽而全帶攔砂壩等骨牌般瓦解，是謂「零存整付」外帶複利的「造災（儲蓄）運動」。
災後重建，攔砂壩或擋土牆蓋得更大道，用以儲存未來更大的災難源，且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中，「猛爆發生」、「無從預測」的不穩態加劇，為災難催化、加碼，「百年一見」、「五百年一次」、「三年一突破」的豪雨驟生，則賀伯、桃芝、納莉、敏督利紛沓雜來，同樣劇碼，災後重建更大的攔砂壩，硬體工程族繁不及備載，累積創造更大的災難源，確保「工程永續發展」且等比級數擴大不幸。
台灣的產、官、學、民連鎖造災的直接機制如此，但國家政策從不以土地生民之永續為前提的背後，尚有龐大的文化背景，以及人民因應政策的多方蛻變心態，或說「看天吃飯、賭性堅強的無意識的無政府主義現象」，但在此不擬申述。
台灣的國土潰決、山林病變殆隨開發暨現代化過程而級數遞增，而 1989 年銅門事變、 1990 年紅葉災變前後的二十餘年間，筆者將之歸屬於突破崩潰臨界點的階段。 1980 年代以降，筆者從事環境運動聲嘶力竭後，曾經疾言厲色控訴「李、連政權」必須為 21 世紀台灣的生態災難負總責，而敏督利之後的社會反省聲浪，大致達到十餘年前筆者的呼籲，但在土地自然知識的內涵，依然存有重大落差，整體社會無論官民，無人願意深入歷史結構，釜底抽薪討論與籌謀 21 世紀國土利用大變革議題。
另一方面，台灣農業主體的水稻，經由 1960 ∼ 1970 年代的耕地擴展，以及隨後一系列品種改良、施加重肥及大量化學藥劑、農地重劃、農業機械化、保價收購的運作， 1970 ∼ 1980 年代，台灣水稻產量達到史上最高峰，不幸的是，台灣水稻生產的成本過高，以當年數據，僅次於日本，於是生產過剩的稻米，一來穀倉不足，二來外銷不利，三來保價收購導致政府財政不堪，逼得政府改採鼓勵雜糧種植（亦採取保價收購途徑），轉作休耕等，甚至於推出 1990 年代的農地造林政策，反映的，不是「平地造林、農業上山」大弔詭的對錯問題，而是歷來官僚服庸於政治政策的不可懷疑性，且欠缺深謀遠慮的善根或智能，政務推動欠缺原先規劃所遺漏的迴饋機制或剎車設計，台灣農林史上，近半世紀從來如此。
此外，台灣農林及國土大問題尚有外來干預，特別是美援現象，台灣今之土地困境，美國或當時透過聯合國等經援（例如 480 方案），大量饋贈台灣麵粉、奶品等物資，強制改變食米文化台灣人的傳統習慣（例如，筆者就讀國小時段，被學校強迫喝美援免費牛奶多年），更且若干程度左右台灣的伐木及木材工業，尤其如林相變更、林相改良等，於今觀點，實為不可原諒的歷史大債。
1980 年代以降，一切建設以交通為首要的脊幹發展（例如今之一高交通之所以擁塞，實與兩側多工業區相關），將台灣帶進工商產經新興現代化國家，卻因欠缺國土資源成本總帳的估算與前瞻，整個國家的經建發展奠基在從未改變的次殖民地思潮卻從不自知，重表面技術、謀求不義之近利、鋸箭療傷的牛毛計畫或政策，加速、加劇環境污染、自然生態系瓦解、天災地變的全面反撲，且此間，全民在價值、道德的天大斷層，國土潰爛，以及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代化乃至後現代等生活型大改變的社會現象，三者存有微妙的交互相關，且從來一整體。
依個人見解， 1960 年代，由農業社會工業化的過程，係台灣人普遍價值觀第一次大轉變的階段；第二階段則於 1990 年代前後，解嚴、自由化、國土正式全面大潰決、價值虛無化，傳統已隨土石流流失，及至千禧年以降，達到亂象（並非多元，而是〝任我行〞）新高， 2004 年幾臻飽和點。
筆者必須痛苦地指出，由專制集權設計規劃的土地開發與經建發展，必然造就特定金權遊戲的尾大不掉，台灣政治圖騰更漸次由龐多地方山頭勢力所替代，機制即表面民主的選舉文化，所謂黑金制度從而找到最佳溫床，更要命的，什麼樣的暴政，刺激產生什麼樣對等的反抗勢力，相互抗衡或取代，終至競比爛蘋果的流俗觀念流行。
2004 年 7 月 2 日敏督利颱風來襲，引進的暴雨再度重創中台國土與生民，坦白說，此度災變主要集中於大甲溪集水區，相較於過往潰決程度，並不嚴重，但社會承擔十多年災變的壓力卻是猛然引爆，一時之間好似猛省力矯，然而筆者不認為將會有何根本性的改造，限於篇幅囿限，無法一一申述其結構、變遷以及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措施無能達成什麼亡羊補牢效應的原因，僅就個人若干思惟，簡約提出而就教國人。
其一，台灣維生生態系的終極保護網或防護罩即未開發之前的原始森林，以及其自然演替的自我復建能力，而奠基在人本霸道、唯用主義、工技中心、反生態、反自然、反本土等，過往 50 餘年來的伐木營林、造林，以及治山防洪的一切工程，除了少部分迫於人類居家、交通等立即危險者之外，絕大多數的施業、作為，不但沒有本質上的幫助，恰好相反，只是在大地傷口上灑鹽巴、潑硫酸，講好聽些，歷來的造林、水土保持、硬體工程，以及其背後的學理等，係「有良心的做錯事，善意的做壞事」；直接批判則是「蓄意的無知」、「邪靈」，用以掩護、維護產、官、學利益集團的長期暴利，卻不斷摧毀自然生界，將土地自我復建的力量終結。這套根深蒂固的歷史結構體，由政府農林單位、大學、研究機構、規劃團體、多樣包商等組成利益共生連瑣網脈，過往使惡，現今仍是主流與掌握權勢者，今後一樣會是台灣土地及自然的毀滅性惡魔。
相對的，生態中心（ ecocentrism ）的理念、自然情操、台灣土地生界的情感、台灣本土生態知識、保育的精義，乃至全民價值、倫理思惟等，依然十分薄弱，更有若風中殘燭，如何抗拒排山倒海的觀念及窄化利益的「土石亂流」，仍然處於絕對弱勢，估計且期待最快得在 2 ∼ 3 個世代始得平反，但屆時台灣土地、自然生界恐已萬劫不復。
其二，現今政府所有災變後的措施，相較於過往，誠然已有相當程度的觀念變革，但因欠缺國家格局及世代思惟的決心，特別是對歷史結構、錯誤政策避而不論； 20 餘條國土相關特別法，以及新制訂國土計畫法等 3 新法，莫衷一是，且新法不及舊制，所謂執行面更是不堪一試；加上選舉文化現世報，功同清領時代「三年官二年滿」，「政策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不僅朝令夕改，不同政黨執政、政務官大風吹，莫說檢討歷史，事理都無能釐清人已下台，人亡政息，因而歷來施政創造大垃圾，踵繼者踏在垃圾之上，繼續創造新垃圾，則國土悲劇如何逆轉？
此所以筆者強烈主張執政者首腦應以 3 年時程，召開全國政黨總協商，擴大全民有識之士參與，一舉釐訂 21 世紀台灣國土總分類、終極總定位。一旦主軸共識形成，或百年國土計畫總綱領一出，無論任何政黨執政皆得奉行，且從而延展諸多政策、方略，但大原則、方向始終如一，而可累積、加成效益，圖謀真正的改善，否則，恆處爛泥巴堆打爛仗，徒勞無功、內耗惡鬥而終無善果。
其三，過往二十年，筆者投入環境、山林或弱勢運動，最主要的思惟或依據：期待台灣擺脫一個多世紀以來次殖民地的地位，終結歷來犧牲世代的資源利用模式，且更重要的，顛覆貧窮文化、唯用主義、工技理性、科技決定論、文化貧窮等等舊世紀窠臼，還給台灣土地、生界、世代子孫主體性，建構穩健祥和而不亂「拚經濟」的暴戾社會風氣或價值觀。
千禧年執政換血， 2004 年險危差距險些釀造近代史上大悲劇，但政府無新舊，任何改革仍然奠基在歷史、事實與現實之上，迄今為止，扁政權領導高層緣起於台灣政治悲劇史，思惟深度、格局遠見有所囿限，加以欠缺稱職的在野黨，上下交征利的惡風舖天蓋地，暴虎憑河的膝蓋反應政策，或多頭馬車不整合現象，遠比過往嚴重，卻不見有何新意。
最令筆者不安者，現今經建思惟仍然停滯於 1980 年代以降的過度開發模式，國家施政迫於政治惡鬥，人才智能及時間流於內耗、相互傷殘，完全看不到國家遠景、願景的妥善籌謀，遑論國土計畫中得以「預留後代子孫」的願景空間。舉國上下，難道無人瞭解我們沒有權力決定下一代人的幸福內容的問題？！
筆者引頸企盼，國家得以產生一批批仁人志士，全面檢討 20 世紀結構大弊病，具備真史觀、宏觀格局與智慧，慈悲籌謀國家、國土的終極願景，預留諸多後代的生機與轉機，而非捍衛本位，角逐權謀，坐地分贓而債留千秋萬世。
今之所謂「新十大建設」了無新意，國家財政挹注的，仍然停滯於強權資本主義式的?見，以及一貫未曾改變的價值意識，更不幸的是，中央政府的施政格調殆巳降格為工程、經建發包中心，或僅止於地方政府層級，謀遠智能似乎大大削弱，不知何年何月，台灣得以醞釀國土的國格計畫？
本文不加修飾，直述歷來暨現今問題，質疑主調擺放在 21 世紀，台灣的土地利用如何產生長遠的上位綱領。至於龐雜技術層面、知識乃至價值、人地關係或土地倫理等，有機會再述。
作者 /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教授